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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纲：
（一）“文质彬彬”的哲学内涵渊源与设计理念根基
（二）《考工记》和《天工开物》中的一脉相承却又向善发展的内外兼修思想
（三）中国当代设计回归“文质彬彬”设计理念的意义与路径（论述题可写）
A：
“文质彬彬”这一理念源自孔子的《论语》：“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里“文”指物的外在表现形式，“质”则是内在功能与材质。孔子的这一思想强调了造物活动中形式与功能、审美与实用的有机统一，体现了中国古代设计中内外兼修、和谐统一的哲学理念。从追溯孔子儒家思想的哲学渊源出发，可探究古代中国设计造物艺术的儒家哲学理论支撑，以及中国当代设计面对复杂世界面面观时的文化自信来源。
以《考工记》和《天工开物》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设计理论著作，虽间隔2000余年，却均体现出对“文质彬彬”思想的传承与实践。
“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由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考工记》着力构建“天、地、人”的整体协调的造物关系，即同时满足天时、地气、材美和工巧才能制作出优良的器物，其中天时、地气是决定造物之优劣的先决条件，故这一朴素的工艺观提出正是古人对实用性与审美性的诠释。作为补遗被选入《周礼》的《考工记》还以儒家礼制思想为基础，其“器以藏礼”的等级思想体现的淋漓尽致：除强调器物的外形、纹饰与其功能用途保持高度统一外，还要求造物在设计过程中体现等级礼制，这就对功能性与形式美赋予了更深刻的封建社会的时代话语，即功能性体现在封建专制的等级森严，形式美体现在与之等级对应器物上的装饰。其书中对工艺制作标准和美学要求的严谨描述与等级森严的封建礼制在思想和物质上的刻画充分体现了儒家思想对于“文”与“质”相结合的追求。
晚明时期的《天工开物》，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与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延续了儒学对造物的哲学理解，但更关注于百姓日常生活实践，是两千多年以来中国传统造物思想与工艺精神的沉淀。宋应星强调工艺的精妙巧思、材质的合理使用，凸显出“巧”、“精”、“妙”等审美评价与实用价值的内在统一，其多次强调“人巧造成异物”，也体现了工匠的智巧与技巧，工匠的主体地位和造物的实用功能得以呈现。
在《乃服》一篇中，宋应星谓“飞禽之中有取鹰腹、雁胁毳毛，杀生盈万，乃得一裘，名天鹅绒者，将焉用之”，表露了其对造物活动中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情感态度，宋应星的一声叹息，同情与恻隐之情跃然纸上，表现了其对人类造物活动的反思与批判，具有较大的进步意义。宋应星并不认可“天圆地方”的观念，接受了西方“地球为圆球”的思想，这更进一步表明他对于人在应对自然时积极的入世态度，展现晚明时期人与自然的关系趋于世俗化，讲究人与自然之间平等和谐的关系。“杀生盈万，乃得一裘”的诘问也反映了传统工艺中生态意识的萌发，这与当代西方的“绿色设计”可持续设计思想不谋而合。
这种转变可窥见社会历史发展的世俗化，亦体现了对民间日常需求的尊重，也使得设计更贴近人们实际的生活。世俗化的转向使得宋应星更为关注“百姓日用即道”的平民思想，关注生产与技术。尽管仍有封建等级色彩，但是这种平民用物的去装饰倾向和“呈效于日用之间”的实用观念使得形式功能的关系更为和谐，在肯定器物质料之美的同时，充分发挥其“质”的作用。
传统语境下，圣王是开天辟地的造物主宰，表明中国文明在神话中演进。从《考工记》到《天工开物》不仅都一脉相承儒家造物史观，还在历史暗涌中向善发展。从《考工记》中“智者创物，巧者述之”到宋应星继承、肯定圣人创物的传统，却又逐渐世俗化的迹象也使得功能与形式更加统一，这说明生产力的提高不仅使得器物“质”的一面占有更高的话语权，同时也反作用于提高生产力。故中国工匠精神在两千年的历史中沉淀与演变，不仅生成了新的传统，也焕发了新的生机。
在中国当代设计实践中，面对全球化和消费文化冲击，与发展软实力文化来说，重提“文质彬彬”的理念尤为重要。中国设计是否过度追求传统图案符号的形式化复制，忽视了传统工艺智慧内涵的真正价值？中国置身于“设计”的时间很短，不过四十余年，但从事“造物活动”的历史却很长，设计师应积极回归设计本元，站在西方设计教育体系的架构里，从中国传统工艺智慧中提取审美特质与语言特点，展开对东方设计哲学、设计体系的追溯和建构。在保持传统审美的同时与现代设计语言、国际化表达相融合，这不仅表现为形式上的创新，更体现在内涵上的深刻挖掘。
东方文化是中国设计的根，对本土文化的思考再造是设计行为的基础。从内在出发、注重交互过程的创作思维，通过材料、工艺、创作过程的深度融合，演绎出对传统审美价值的重新思考和诠释，也暗合了“文质彬彬”作为中国传统设计美学思想的精髓，应该成为当代设计持续探索与创新的重要基础。通过这一哲学性思考，在东方文化自信在多元文化交流和经济全球化激荡下，中国设计或能在国际设计舞台上找到自信而独特的位置。
（正文1882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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