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伦理,是设计主体在设计活动这一造物行为中对人与社会、自然和未来之间关系的反思与批判,因而对设计主体具有一定的道德约束力。在设计史学中,自工艺美术运动时期以来,约翰·拉斯金等人对于当时设计水准低下等问题的讨论开始,关于设计伦理的讨论便一直穿插在现代设计的进程中,如此,作为一条隐晦的发展线索,我们可以从设计伦理中窥探出设计主体对于现代设计的道德判断与价值取向。而一部设计史又是一部功能与装饰的发展史,从这个角度来说,功能与装饰的变化就并非单纯源自审美摇摆,而是设计伦理立场的外化表现。因此,可根据不同阶段对于装饰的态度,洞见不同阶段的伦理核心。
巴洛克、洛可可的设计风格作为皇室品味的代表最终都走向了浮华虚饰,其登峰造极之势似乎暗示了18世纪的工业革命的到来。而工业革命的的到来却没有改变这混乱的局面,甚至于更加矛盾——新古典主义时期折中的历史混搭、维多利亚时期矫饰的炫耀装饰。终于,第一次开始正式思辨功能与装饰关系的工艺美术运动爆发,由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阶级带来的是相对质朴的设计,但面对来势汹汹的工业革命,约翰·拉斯金对未来的恐惧感使他的怀旧心理激增,复兴中世纪的手工业似乎是安全的选择,由此,工艺美术运动将以前身份炫耀与资源消耗的装饰转向行会手工艺者诚实的、诚恳的集体劳作的产物,反粗制滥造的伦理批判。但知识分子们关心劳苦大众,费尽心思将装饰作为产品本身的固有装饰,因逆时代洪流,最终沦为乌托邦的幻想。
包豪斯提倡艺术与技术新统一,其具有真正现代品质的设计形式与风格在现代设计无疑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包豪斯作为现代主义的源头,其思想内核至深有着不可撼动的一面。现代主义设计创造了一种无装饰的装饰,它的精明之处在于将装饰完全融入其结构之中,改变了装饰的存在方式与形态,创新了装饰与结构的关系——装饰与结构同化,至此,它彻底地结束了过往的传统与表象的装饰形态,这使得装饰更深刻的进入了结构层面,丰富和拓展了装饰存在的意义。而这种将装饰幻化为整体的结构化新形态成为了未来世界的主流。这种诚实性,换言之,是包豪斯“设计为人人”思想的形式层体现,当装饰“消失”于表象,虚饰便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诚实和普世的价值取向,是一种以功能、结构和材料为基础的真实美学,也是一种伦理立场的表达:设计至此不再服务于少数权贵的奢华趣味,而是以工业化手段面向大众提供简洁、可靠、可负担的产品。因此,包豪斯的“无装饰的装饰”开启了一种新的设计伦理观——通过标准化、模块化和理性化,实现设计的普及性与社会公平。
二战后,人们回归和平生活,理性秩序成为这一时代的标志词。欧洲现代主义在北美生根发芽,现代主义内部开始分化,设计思想亦开始分化。前者分化出精英的一面:国际主义风格,出现了减少的形式主义,是Less is more的教条化;而后者分化出了后现代主义,来反对现代主义,在地性、主体性成为设计之声,后现代主义的装饰设计理念:文脉主义、装饰主义、隐喻主义、娱乐主义,赋予新的时代意义,是对现代主义的矫枉过正。设计也因此进入了“多元价值观并存”的格局。国际主义风格以其冷峻、理性的精英主义面貌,成为全球城市高层建筑和办公空间的主流。而后现代主义则以装饰与符号为手段,重新赋予建筑和产品文化内涵与地方性特征,试图重建人与社会和自然环境之间的情感联系。
诚然,国际主义的单一理性,还是后现代主义的装饰复兴,都未能完全回应战后快速发展的消费主义与环境危机,有计划的废止制度的历史遗留与战后消费主义的抬头造成了极大的浪费。至此设计伦理的探究更上一层楼,单纯的功能与装饰的关系已不足以窥探出更多设计伦理信息,设计主体的自觉性被更为关注。这表明设计始终在功能与装饰、理性与情感、技术与伦理之间不断寻找平衡。这种对平衡的追寻,构成了现代以来设计演进的核心脉络。
战后德国,德国也迎来了消费社会时代,象征性设计也随气弥漫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归因于符号性消费与大众文化和享乐主义的消费欲望。这种象征性设计在时间的浸润下,助长了人们的定式思维,即思维固化,因此也淡化了设计主体的独立判断力,这种淡化会使其在设计实践中易被商业资本操控,设计师会因而失去设计话语权。1953年,乌尔姆设计学院成立,其设计理念和设计措施传达出一种深深的社会责任感:通过强调设计主体的社会责任感来提升设计师的主体性和自决能力,夺回设计话语权。“优良设计”成为乌尔姆设计学院设计实践的主张,同时,通过校企合作来恢复设计师的主体地位。其代表设计师迪特·拉姆斯也成了系统性设计的代名词。
1971年,维克多·巴巴纳克也对设计师的社会责任感缺失做出批判。其《为真实的世界设计》揭开了消费主义设计的遮羞布,他将这种缺乏伦理自决的设计称为“危险而无用”。他有力地抨击了设计界对人为创造需求和资源浪费助纣为虐的行为,呼吁关注弱势人群和第三世界国家等。因此,巴巴纳克提出了绿色设计等概念,从此这不仅成为设计主流思想,更是全球人民关心的社会议题。
回顾整个现代设计史,设计伦理始终穿插在装饰与功能的关系中,并在不同时代被赋予不同的意义:从巴洛克、洛可可的虚饰与炫耀,到工艺美术的诚恳批判;从包豪斯的“无装饰的装饰”到国际主义与后现代的分化;再到乌尔姆学院和巴巴纳克对消费主义与环境问题的直面批判。设计伦理从来都不是一个附属的讨论,而是一条推动设计自我革新与转型的重要暗线。
今天,当我们置身于全球化与数字化交织的语境之下,面对资源枯竭、环境危机与社会分化的现实,设计师的伦理责任更为凸显。设计就不只是功能与装饰的balance,它更是人类如何与自然共生、如何与社会共存、如何与未来对话的价值表达。换言之,真正的设计伦理,是将设计作为社会进步与人类福祉的责任实践,使其超越短期利益的工具性,成为关乎公共善与未来持续性的文化行为。这种伦理的自决,才是设计发展的底色,也是现代以来设计史给予我们的最深刻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