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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材料，谈谈你对同济大学开招艺术设计学的目的和作用
题纲：总:设计是发展的学科，简述同济大学的改革
分：1️⃣打破学科壁垒，重构设计教育范式：设计的学科间性，跨学科融合。—英国设计教育改革
2️⃣践行艺工融合，把握技艺辩证关系：设计人文与设计技术相辅相成、相向而行。—包豪斯艺术与技术的新结合。
3️⃣顺应需求变化，培养系统构架能力：需求已经从最初的造物需求变为对服务的需求、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乌尔姆的系统规划。
正文：
设计的本质是解决问题的创造性活动，不同时代的具体情况决定了设计的具体范畴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同济的“增一停三”并非被动适应时代变化，而是主动拆解“媒体—产品—环境”三类旧有专业壁垒，以“艺术设计”命名，进行的一次彻底的学科架构重置。真正把握住了设计的使命，其目的是为了回应设计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交叉性、系统性与价值伦理，将设计从“造物技艺”推向“系统创新的行为艺术”。
（1）打破学科壁垒，重构设计教育范式
设计作为解决问题的学科，设计教育必须打破艺术、工程、社会的壁垒，以交叉学科方式培养系统思维。设计的学科间性表现为对具体时代的需求的弹性适应。工业革命时期，机械化大生产割裂了“设计”与“制造”的统一，导致了产品的粗制滥造—在1851年的水晶宫展览上集中暴露了这一问题。为打破“纯艺术”与“工业制造”之间的知识壁垒，直接催生了现代设计教育的诞生，即世界第一所设计学院皇家艺术学院前身南肯辛顿设计学校的诞生，通过体系化的教育，奖美学原理与机械生产的要求相结合。通过建立新的教育架构来回应“产业技术变革”这一时代命题，奠定了设计教育“因时而变、跨界而生”的基因。
设计学是解决复杂问题的跨学科融合，而非简单叠加。而同济当今的“增一停三”也不是简单的专业合并，而是通过“艺术设计学”整合细分领域，实现从“小设计”到“大设计”的范式转移，其目的正是为了在人工智能与可持续发展时代下，打破原有的“媒体-产品-环境”等领域知识之间的旧壁垒，培养学生适应乃至驾驭“未来出行”、“未来健康”等复杂社会技术系统的核心能力。
（2）践行艺工融合，把握技艺辩证关系
设计的发展史，始终伴随着“艺术”与“技术”二者关系的动态平衡。从现代设计教育萌芽开始，便成为核心议题。一战的残酷催生了人们对于旧世界的幻灭而渴望一个全新的、更加诚实、更加民主的社会秩序，投射到设计上则表现为对于“功能性”、“简洁性”、“理性”的追求，包豪斯也由此提倡艺术与技术的“新结合”，通过“工作坊”制度，将画家、雕塑家与工匠、技师置于同一创造性场域，在实践中探索形式、功能与批量化生产之间的新统一。
同济大学以艺术设计学整合三个专业，目的是通过艺工融合，在数智化的时代保留设计的创新思维、情感温度和伦理判断。使设计从“制造艺术”转向“行动的艺术”，避免学生沦为技术工具人，而是成为可持续创新中人机关系的构建者。把握设计作为沟通科技与人文的桥梁作用。
（3）顺应需求变化，培养系统架构能力
设计的有效性取决于其回应现实复杂性的能力。随着社会需求从物质消费全面转向可持续生活，设计的核心任务已从创造孤立物件，升维为架构协调人、物与环境关系的动态系统。这一系统化思维的成熟，在乌尔姆设计学院的教育改革中得到了决定性推进。乌尔姆设计学院超越了包豪斯奠定的教育形式，将社会学、人机工程学和符号学融入核心课程，主张设计是基于科学方法的系统化规划过程。同时与布劳恩公司合作，将系统设计从理论推向产业实践，产品不再是单个的“艺术品”，而是共同塑造品牌体验与用户生活方式的协同要素集合。
同济大学的改革正是这一逻辑在当代的延伸。设计作为社会创新引擎，面对“未来出行”“未来健康”等交织着技术、伦理与环境的系统性挑战，同济此举正是通过“艺术设计学”宽口径培养，使学生掌握乌尔姆所倡导的“架构能力”而非“造型技能”。通过“设计四秩序”框架，学生被要求从“符号-人造物-行动-系统”多维度切入，不再为既定问题提供表面方案，而是为复杂社会技术系统构建创新性的整体解决方案，真正实现从“被动响应需求”到“主动架构未来”的能力跃迁。
综上所述，同济大学通过此次改革，旨在将设计教育从服务于分工明确的工业时代的“小设计”，彻底推向能够驾驭错综复杂的数字与生态时代的“大设计”。这不仅是专业设置的调整，更是对设计使命的重新确认。设计正从一门“制造的艺术”，演进为一种“架构未来、塑造文明的行动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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